最后一抹斜阳钻过老槐树枝叶的缝隙射过来，落在距我三米开外的另一座老屋的横梁上。横梁色泽斑驳，显露出久远的时光已经从它身上一点一滴地流淌过去。一只硕大的蜘蛛正在含辛茹苦地织一张更为硕大的网。风来，蛛网在风中轻轻地荡来荡去。晃荡的蛛网让人感到一阵剧烈的眩晕，我终于也像另外几个兄弟一样，一头趴在了杯盘狼藉的八仙桌上。良久，身后传来一个苍老的男声：兄弟，你们还喝吗？

这是二十多年前一次酒局即将终场时的一幕。酒局的场所是一条叫作高山井的老街。自贡盛产井盐，先人留下来的和井盐有关的诸多遗产中，一是到处都能见到高大的天车，二是到处都能听到以井为名的地名：自流井、磨子井、太原井、凉水井、缪沟井、小桥井……高山井就是这难以计数的井中的一个。后来我曾想，如果说自贡真的是一口井的话，那么我就是这口井里一只被围困多年而又自得其乐的蛙。

众多以井为名的街道中，高山井无疑是最为边远也最为破落的。那是一条大约一公里长的老街，街面只有五六米宽，两旁均是一楼一底的木制吊脚楼，街道曲曲弯弯，从自由路一直伸向属于凤凰乡管辖的农村。街两旁的店铺，不外乎杂货店、烟酒店、小吃店、偶尔有一两家胆敢叫酒馆的，虽然只有几张油渍渍的八仙桌和一个老是坐在门前的竹椅上打盹的老板，以及两三个村头蠢脑的服务员，但那就已经是这条街上最体面、最高大上的好去处了。

我曾是高山井那几家酒馆的常客。这么说，并不意味着那几家用如今的标准看来，显然是典型的苍蝇馆子的酒馆，菜肴多么令人唇齿留香。醉翁之意不在酒，吸引我到高山井的，是地处高山井的两所大学。这两所大学如今已和我就读过的自贡职业大学一道，乱炖似地一锅煮在一起，更名为四川理工学院。这两所大学一所是自贡师专，一所是自贡教院。它们分处高山井的东西两侧，隔了大半里的路程与数家有着木板楼的酒馆遥相呼应。

我的大学是清一色的理工科：环境监测、工业与民用建筑、热力动能、机电一体化、机械制造与工艺设备……一听这些坚硬而冰凉的专业名称，立时就让我感到一个学渣的辛酸与无奈。至于师专和教院，那里有中文系、美术系、音乐系、政史系。更为重要的是，师专和教院还有文学社和诗社，还有背着吉它的姑娘长裙曳地，黑发盈空。而我可怜的职大则女生罕有，即使有，大抵也是些与她们的专业交相辉映、珠联璧合的女科学家和女工程师：黄发稀疏，鼻梁上架着瓶底似的近视眼镜，目光犀利，似乎连接个吻都要分析一下两个人分泌了多少内啡肽，释放了多少肾上腺激素，消耗了多少大卡能量，做了多少焦耳功。天地良心，那时候每一个文艺青年心中的女神，都应该身材高挑，脸庞柔和，目光迷茫，更重要的是，得有一头清汤挂面式的黑色长发，并且会细声细气地背诵“如果我爱你，我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

所以，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寡人只得不辞辛苦地走上半小时马路再坐上半小时公共汽车，从城市的一端赶往另一端。一个职业大学会计统计专业的学生，几百天如一日地出没在师专和教院中文系的诗歌朗诵会或是音乐系的联谊会上，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精神呢？这显然就是青春的荷尔蒙创造的奇迹。一度，我想转学到师专中文系，并给一个姓卫的校长写了一封言辞谦恭的自荐信，在信中，我大言不惭地向卫校长表示，如果她将我转到师专中文系的话，我一定会为她争光。当然，最终的结果是，卫校长没有回信，我也就失去了为她争光的机会。

青春需要写诗，需要在三米开外暗恋不知名的校花，同样也需要酒精。那时候，我在师专和教院都有一帮高中同学或是写诗的朋友，呼朋引友，聚众豪饮便成为天经地义的常事；而高山井那家有着幽暗的店堂、狭窄的楼梯和高大的老槐树的苍蝇馆子，是我们经常出没的地方。一来二去我们便成了从老板到小二都熟悉的常客，熟悉到不用点菜，也知道我们要的无非是花生米、猪头肉、回锅肉、白菜豆腐汤，以及售价一元九角的盐都高粱酒。如果哪一天多点了一份鱼香肉丝的话，老板多半会惊讶地扬起他那两条毛虫般的又浓又黑的眉毛。

这家如今已记不得店名的酒馆，一楼是大堂兼吧台，五六桌油光光的八仙桌，靠门处常常坐了些挑菜进城的农民，坐在那里吃一碗面条，鼻梁上和额头上挂着一颗颗大得令人生疑的汗珠；里面的桌上，一些看上去像退休工人的老头相对把盏，面前只有一盘花生米，却喝得两颊酡红，高声说笑或沉默不语。我们一般要穿过八仙桌和长板凳的海峡，顺着吱吱作响的木梯，缓步挤到二楼。二楼面积更小，但相对安静。更重要的是，坐在窗前，可以看到酒馆后面那方小小的园子。园子里，一株老槐树枝桠横斜，树下杂草丛生，野花秀发。紧挨园子的是另一些同样古老破落的老房子，其中的一栋有个小而长的回廊。看得出，那应该是几十年前大户人家的豪宅，只不过早已沦为典型的平民区了。眺望回廊，我曾看到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坐在小马扎上，闭着眼睛享受即将落山的夕阳。我还曾看到一个长相姣好的少女，对着窗台上的镜子，用心地画她好看的眉毛。那个晚上，为了这个从此再也没见过的少女，我必须得多喝三杯。所谓青春，就是总能为自己的放纵与释放找到最无厘头最风马牛不相及的理由。

在高山井，众多和我一起喝过酒的朋友中，交情最深的有两个。一个是师专的陈晓尧。他就读于政史系，是一个典型的文学青年。我们相互通信时，都用毛笔写在一种叫明八行的宣纸上。秋冬之时，他那细长的脖子上总是上吊似地缠着一条白围巾，围巾长得吓人，从脖子一直垂到脚背，一路走，一路踢围巾，所到之处，便腾起一路细细的烟尘。有一回，他和我拼酒，实在拼不过，便掏出一张绣了两只鸭子的花手绢，把酒吐在手绢上，被我愤怒地一把抓过手绢，直接塞进了盛满白菜豆腐汤的大盆。他急忙抓起手绢，同样愤怒地逼视着我：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这是我女朋友亲手给我绣的鸳鸯手绢啊。陈晓尧那位把鸳鸯绣得跟鸭子差不多的女朋友我是见过的，也是师专学生，身材娇小，语速甚快。在离开高山井的日子，她和陈晓尧的关系由女友而妻子，由妻子而前妻，由前妻而路人。世事茫茫难自料，当年我们在高山井的餐馆里曾想往过憧憬过的幸福生活，其实从来就不曾到来。就像那句令人心酸的诗句说的那样：“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等待幸福就像等待戈多。在无望的等待中，青春曲终人散，而我们终将在一场场秋雨和宿醉中慢慢老去。唯有记忆，还如同窗前的雨滴一样悠长而寒冷。

另一个是周春文。如今的他已经胖成了一只啤酒桶，在老家县城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小官员。但就像野百合也有春天一样，周春文其实也有过他的苗条时光。早在我上高中时，周春文就已经由师范分配到距我的中学十余里的一所乡间小学教书。那是一所被庄稼包围的乡村小学，没有集市，甚至连商店也没有。有一年我和几个同学骑自行车去看他，他正在课堂上给一班鼻涕横抹的小屁孩讲《小马过河》。见了我们到来，他立即把一个黑瘦的小孩叫到面前一番吩咐，只见那小孩老练地点了点头，像匹小马驹一样向校园外飞奔而去。过了大半个时辰，小孩吃力地拎回一块肥厚的猪肉，满面骄傲地递给周春文。原来，小孩的父亲是屠户，在距学校两三公里的乡场上卖肉。那所只有几亩地大的小学，深陷于川南的万千座丘陵之中，生活的呆板与绝望可想而知。喝了酒，我和周春文聊天，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我需要女人，大奶子的女人。后来，周春文终于寻找到了离开乡间小学的机会，到教院进修，而进修那两年，我们毫无悬念地成了时常出没于高山井的酒友和诗友。

即便是在有着众多偏街冷巷的自贡，高山井也属于非常落寞非常无足轻重的一条。当它从师专顺着山势爬上来，在经过了教院之后，又一头扎进了另一座山的半山腰。当小街终于以三两座互不挨边的房屋作总结时，一条只能行走自行车的小路伸进了一片田野，穿过田野，便到了一家工厂的后门。这工厂便是我后来服务的东方锅炉厂。

在人际关系复杂的企业作一个无足轻重的小秘书，这显然不是让一个任性使酒的文学青年能感到愉悦的事。因此，那时候，我仍然像上大学时一样，隔三差五往高山井跑。师专和教院都有文学社，也就是说，文学这个不合时宜的奢侈品，在校园里有机会薪火相传。上一届毕业了，下一届再替上。惟其如此，我在师专和教院总有一些年龄越来越小的朋友年年相传，我也就有充分的理由和机会继续出没于高山井的老酒馆。

其时，陈晓尧已经毕业，和女友一起分回了老家富顺，在一个叫柑坳的乡村中学任教。事实上，就我所接触到的人而言，乡村学校几乎是文学青年的一个噩梦，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拼命撕破乡村学校这只茧，渴望一次化蛹为蝶的新生。许多年以后，当我和陈晓尧在成都重又聚首，坐在宽巷子的老茶馆里，回忆起当年高山井的诗酒生活时，那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让人有种欲说还休的悲凉。

当我在高山井的酒馆里意气风发地喝酒说诗时，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是，有一天我会以另一种心境成为这条小街的居民。那是1997年夏天，我结束了《科幻世界》一年的借调，重又回到东锅。只不过，借调之前是秘书，虽然那工作不过是写些千篇一律的公文，开一些昏昏欲睡的鸟会，但到底可以坐在办公室里，拿一份彼时彼地还算过得去的工资。而借调之举，重重地获罪于某领导，回到东锅，便不能再做秘书，而是直接发配到车间当一名整天挥着锤子劳动的装配工。

打击是双重的。物质上，收入锐减，已经无法满足一家人最低的生活所需；精神上，从秘书到装配工，前途进入死胡同。但人生在世，就是为了在命运为你设定的陷阱里挣扎，不论这种挣扎有无效果，你都得挣扎，除非你心如死灰。所以说，世界上的事，有时候不是哀莫大于心死，而是哀莫大于心不死。我的挣扎也分为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精神上，我打算调离东锅，为此前去找了一个据说很赏识我的做文联主席的老大哥。然而郁闷的是，老大哥一番努力，仍然被有关部门以企业调事业是逆向流动而婉拒；物质上，我想开一家茶馆挣点小钱。开茶馆的地点，我想到了熟悉的高山井。

那个暑气弥漫的初秋，我在高山井这条青石板的小街上来来回回地走，差不多是挨家挨户地寻找可以租来开茶馆的店面。然而就在店面快要落实的时候才猛然获悉，茶馆也不是想开就能开的，得经过派出所允许。我恰好认识一位派出所的小领导，小领导也曾爱好文学，还一起开过笔会。于是我满怀希望地找到这位大腹便便的小领导，小领导却非常公事公办地拒绝了我。失落和羞愤像两条小蛇咬噬着我，当我再次经过教院门前那家熟悉的酒馆时，脑子里全是吱吱吱的喝酒的信号。我没有上楼，坐在大堂深处的阴影里，一碟花生米，一盘猪头肉，一瓶盐都高粱酒。没有朋友的饮者是孤独的，而孤独的饮者伤心人别有怀抱。一瓶酒见底，我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时夕阳西下，倦鸟归林。我独自踩了自己长长的影子，穿过高山井窄窄的街道和田野，沿着那条青石板小路走回了机器轰鸣的东锅厂。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来到世界就是为了受苦受难。命要活，孩子要养，生活要继续，你就得拼了老命把人生的青石板小路继续走下去。这时，东锅厂这个曾经牛逼至极的大企业，也开始减员下岗。这一回，我提前走了后门——不是为了上岗，而是为了下岗，下岗后，可以领一点生活费，但不需要天天到车间干活。我决定，写作谋生。也就在这时，通过一个朋友介绍，一个姓舒的老板，以极低的价钱，把他位于高山井的一套房子租给了我。于是，我搬到了高山井——其实离高山井还有一两百米的距离，它位于教院背后那座山的半山腰，得穿过教院围墙外的一条三尺宽的小路，才能走到高山井。站在我家的阳台上，正好能俯看大半个教院校园：一方池塘，塘前立着吴玉章铜像，塘后是曲曲折折的绿廊，绿廊上是长势良好的紫藤，一些年轻的身影徘徊在池塘边和绿廊下。想想几年前，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如今却不得不为了生活操碎了心，人生的落差之大简直可以用来发电。

我和世界通过两个东西保持联系。一是东锅的收发室。每隔一天，我就会穿过教院和东锅之间的那座山，花费二十分钟走到收发室，在那里，总有一些信件和汇款单等着我。通过它们，我得以在精神和物质上继续坚守。另一个是挂在腰上的传呼机。要命的是，家里安不起电话，接到传呼，必须跑到高山井才能回复。好在那时年轻，两百米的山路一天跑几个来回也不觉得累。或者说，因为传呼总会带来希望，才不觉得累。这些传呼，除了少数是本地朋友约酒约茶外，大多是外地编辑约稿谈稿。记得阿来曾以传呼的方式为我介绍了第一本商业写作的书稿。他说成都一个姓何的书商，约他写一本日本企业家的传记，而那时他已经有了名气，不需要再做这种命题作文了，想到我还在自贡受苦受难，就推荐了我。阿来说，你可以给他谈五十元一千字，并预付两千元。但就像鲁迅先生调侃过的那样，“这是因为他是老作家，所以非常优待，假如他年纪轻，饽饽就只能有十个了”。所以，几天后当我和书商在成都一家酒吧里见面，书商便把给阿来开出的五十元一千字、预付两千元，降格为四十元一千字、预付一千元。

尽管饽饽不是之前的十五个而是十个，但毕竟能够挣饽饽填饱一家人的肚皮，也还是难得的好事。所以，我和书商签了合同，领了定金，买了几本书，兴冲冲地回到高山井。接下来的两个月，天天坐在电脑前干活。干得累了，走到阳台上，乍见外面春色大好，妖桃冶李，粉蝶花蛱，春天又一次不知不觉地降临到了高山井这条破旧晦气的老街。

在写日本企业家传记的间隙，我还得插花似地写些短平快的小稿子，并在一个个夜深人静的夜晚，用打印机将它们打出来，装进信封寄往各地的报刊，这样才能保证收发室里的汇款单如同一条山间的小溪那样细流涓涓却从不断绝。好在那时候的报纸，不论是养猪的还是宣传计划生育的，都要风雅或附庸风雅地办一个甚至一个以上的文学副刊。所以我便成了我所居住的那座几十万人口的城市里，唯一一个以写作为生的异端和另类。那时候，由于在重庆的几家报纸上发的作品太多，以至于被误认为重庆人，特意在我的名字前面加了重庆作家的定语。

高山井背后是纵横数里的山峦，地势平缓，山上住着少许人家，大面积的土地交给了杂草和野花。日本企业家的传记已经快写完了，春色渐深，太阳日日从高山井对面的另一列山峦上亢奋地爬上来。好些个下午，我带了女儿，沿着山路走到屋后的山坡。在一块野花怒放的平地上，微风吹拂，很快将我们的风筝送上天空。女儿兴奋地拍手欢叫，我躺在草地上，眯着眼抽烟，享受着那段艰难岁月里难得的悠闲与宁静。那时候我已然明白，生活其实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原本是一条黑暗的路，却又总是在不远的前方设置了一些灯盏，让这些灯盏引诱你继续走下去。除了走下去，我们别无选择。或者说，别无选择本身就是一种选择。

离开高山井是在两年之后。尽管通过电脑前的辛勤耕耘，生活已经大为改观，但我仍决定离开自贡，离开高山井。既然烘烤着的鱼都有可能梦见海洋，那么高山井的蛙也有机会不再呆坐井中。那是一个晓风吹寒的清晨，天色尚早，大多数店铺的板门还没打开，只有几家生意兴隆的老茶馆里坐满了大声咳嗽、大声聊天的老人。一些青色的烟岚淡淡地飘在高山井背后的山腰，那里，有过我和女儿放风筝时滴落的欢笑，也有过我独自踩着小径散步时的太息。当汽车经过我无数次醉过唱过的那家有槐树的酒馆，我看见幽暗的店堂空无一人，一筐刚买回来的蔬菜放在吧台上，青翠欲滴，与它遥相呼应的，是吧台后面的货架上，一排土头土脑的盐都高粱酒。它们全都沉默不语，像在耐心等待饮者的到来。我知道，于我而言，一个时代就以这种风平浪静的方式结束了。那些和这条老街有关的青春的怒放或生活的夹磨，将会在多年以后的另一些雨夜，在我深吸一口香烟之后，把它们从记忆的海洋里打捞上岸。

在后街

后街是城市的后院。当各种体面的、优雅的、浮夸的东西都被精心摆放在有如客厅的商业广场、迎宾大道和高尚社区，后街注定是边缘的、落寞的、张惶的，但同时，也意味着它是最原生态的。当大拆大建成为每一座城市最热衷的日常节奏，只有不为人重视的后街，还有可能保留旧时的房舍、旧时的街道、旧时的人家和旧时的生活。所以我的经验是，倘若想真正了解一座城市的本来面目，了解当地人民的本真生存，最好的办法就是深入到它的后街。

富顺的后街却稍有些不同。套用阿Q先生的话说，那就是“我们先前——可比你阔的多啦”。原来，沱江北来，在县城西北划了道弧，江流被关刀堤一截，水势顿缓。在靠城的一侧，形成了一个修长的港湾。众多南来北往的船只，都在这里停泊，进出的物资和来往的旅人穿街越巷，从那道叫作迎江门的城楼下经过，这一带便热闹而喧哗。迎江门一带，正是富顺的后街。也就是说，富顺后街曾经是古老县城的迎宾大道，也是客厅和脸面，只不过时过境迁，它才慢慢衰败成了后来的萧条模样。

1989年初秋，当我走进富顺后街时，雨过天晴，窄窄的青石板铺成的街面年久失修，坑洼不平，走在街上，一不留神，一道浑浊的水柱就从石板的缝隙里激射而出。丈把宽的街道两旁大多是住户，偶尔点缀似地插了几户商家，无非是杂货店、小酒馆或老茶馆。与后街毗邻的几条小巷，几乎没有商家，乱七八糟的曲径通往一个个老旧的大院，朽木为窗，乱石为墙。大杂院里，黑猫打盹，黄犬入眠，独有一座面积颇大的废园，残垣断壁之下，一丛金黄的菊花开放得热烈而孤独，就像漆黑夜里点燃的一只火把。

我是到县城读高四的。那年头，大学的升学率只有百分之五，我所在的赵化中学，那一年，全班数十号人，最终只考取了三个师专。所以，各地纷纷办起了补习班。我就读的文科补习班，是由全国重点中学富顺二中的几位老师开办的，校址租在了教师进修校。进修校偏居后街深处，得走完大半里长的后街，再穿过两条巷子，才看见进修校灰白的校门。巷子又窄又弯，曲如鸭肠。大多数地段，巷子两旁的房檐几乎就要碰到了一起。我得从一些人家的窗户下经过。一边走，一边观察别人的生活：四个老头在悄无声息地打麻将；一个少女在练习手风琴；两个老太太在小声拉家常；一对婆媳在大声吵架；一个光膀子的大汉坐在菊花荫里大碗喝酒；一只苍老的黄狗无精打采地躺在潮湿的泥地上，任由一群苍蝇在它湿漉漉的鼻子上兴致勃勃地飞来飞去……

进修校也很微型，只有三栋房子和一个巴掌大的操场，粗大的梧桐枝繁叶茂，使得操场更加逼仄。进修校后面是一座低缓的山坡，树木蓊郁。进修校的校长是个矮胖的中年人，头发稀疏，却很用心地梳理得油光可鉴。开校时他到班上讲话，重点是告诉我们这群农村来的孩子，进修校的卫生间是水冲式的，下面有化粪池，不能把杂物扔进厕所里。他抑扬顿挫地说，尤其是你们女生，你们用的那个卫生巾，啊卫生巾，千万不能扔进厕所。我注意到，这句话，他的重音放在了卫生巾三个字上，说到它们时，他的眉毛轻轻地往上跳了一下，女生们大多羞愧地低下头。仅此一个细节，我便对这个不伦不类的鸟学校生出几分厌恶。

非常意外的是，刚开学两三天，程绍彬竟然也来复读了。程家与我家是世交，我们同一个村，更重要的是，此前一年，我们曾一起创办诗社，出版社刊。当时，他是我最好的朋友。那天中午，我们没在进修校食堂吃饭，而是穿过两条幽深的巷子，走到了相对宽阔的后街，坐进了临街的一家小餐馆。在那家餐馆里，我们从中午十二点喝到下午三点，兴犹未尽，又找了第二家小餐馆，坐下来再喝，一直喝到街面上有三三两两的同学背着书包回家，我们才发现，天色已晚，而我们依然没有喝醉。

臭味相投的好朋友天天绞在一起，简直就是一种灾难。大概只用了五六天时间，我和程绍彬便把各自一个月的生活费全部花光了。生活费的主要去处，就是后街不多的几家小餐馆。在饿了一天半肚子的时候，父亲进城开会，我终于又有钱买饭票了，而程绍彬住在其姨妈家，饿了好几顿之后，姨妈惊见他满脸倦容，走路不稳，一问才知道他已经两天没吃饭了。

那时候，沱江上还有货船来往，是一种俗称拖轮的机动船，后面拖着七八条乃至十多条吃水很深的体态修长的木船，缓慢而又固执地爬行在拖轮犁出的一道道浪花间。后街因接近货船停靠的码头，街上总会有一些黝黑而健壮的男人出没。他们是为拖轮服务的搬运工。在后街那几家粗糙的小餐馆里，我总是和他们不期而遇。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个冬天的傍晚，我和程绍彬坐在餐馆里喝酒，四五个搬运工喧闹着闯了进来，一进来，就要了五大盘亮晶晶的回锅肉和一斤高粱酒。酒食摆上床，年岁最大的那个搬运工抓起筷子搛肉、端起大碗喝酒，其他几个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并不动手。原来，几个搬运工在打赌：如果那个年长的搬运工能喝下一斤白酒，吃下五份回锅肉，那就算另外几个搬运工请客。否则，年长的搬运工得赔他们双倍的酒菜钱。十分钟后，搬运工面前的回锅肉已经吃下了三份，白酒还有一半。不过，他吃喝的速度明显慢了下去。到最后，他几乎是用一种机械的动作将筷子上的肉硬塞进嘴里，随后痛苦地吸一小口酒，闭上眼睛，喉结滚动，再张开嘴，重复第二次。大约一个小时后，年长的搬动工终于放弃了徒劳的努力，他面前还剩大半盘回锅肉和二三两白酒。他打着嗝，老脸酡红，低头认输。几个年轻的搬运工立即按住他，从他破旧的衣服里搜出一张皱巴巴的百元大钞，哄笑着远去了。半晌，年老的搬运工扶着桌子站起来，但刚走到街沿上，便一下子扑倒在地。他刚吃下的那些酒食，像一股水注从他的嘴里喷出来，唏哩哗啦地溅到街面。

多年后，我和曾经做过码头搬运工的著名诗人张新泉聊天，他告诉我，码头搬运工有一些非常残酷的规矩。比如说，几个人一起搬运一船货物，每个人必须搬得一样多——每搬一麻袋，嘴里便叨一块竹片，用来记数。如果有谁在搬运中跟不上或是摔了一跤，那么，对不起，今天你就一分钱也没有。至于通过打赌能吃多少喝多少来取乐，更是司空见惯的小事情。在那个缺少娱乐的年代，这些底层的人民只能通过互相的愚乐来获取片刻的欢娱，而一部分人的欢娱，必须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痛苦之上。

我承认，在高四，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学生。除了与程绍彬的泥饮，更多时候，我像一个问题少年。坐在我前面的是一个女生，大概因为她整天苦着脸不说话，我总有些看不惯她，给她取了个绰号叫哑巴。上课时，我把墨汁抹在我的课桌前端，这样，当她把背靠过来时，雪白的衬衣上便沾了一圈乌黑的墨汁。女同学发现后，转过身用哀怨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依旧一声不吭。后来，我的前排换了另外两个女生，这两个女生是城里人，泼辣十足，我们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其实说吵架有点夸张，不如说少男少女正是通过这种表面的敌视达到互相沟通的目的。两个女生之一，就住在后街深处的一座小院里。我从她家门前经过时，曾看到一个面容慈祥的老人坐在葡萄架下读书，面前放着一个小酒杯和一碟花生米。那时候，我突然有些羡慕这个自得其乐的老年人。他不需要复读，不需要高考，甚至也不需要像我们那样用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来表示自己拥有青春和明天，他只需要在他自己的时间和天地里，做一个平凡而幸福的自己。

进修校背后是一座平缓的小山，山上有一片茂密的树林，树林深处，深藏着另一个学校，那就是城关中学。那时候，每年高考，全县各区乡中学的学生都要汇聚到城里，城关中学便是考场。在进修校补习几个月后，我第二次爬上城关中学的那座缓坡，参加第二次高考。现在想来非常不可思议的是，在高考的前一天，我的诗友乔德川从晨光过来看我，我们坐在一家昏暗的老茶馆里谈诗，一直谈到天色将晚，他才恋恋不舍地告辞。而我，似乎也忘记了第二天一早就要参加决定命运的高考。

第二天，在城关中学的考场门前，一个面容清瘦的老人喊住了我。他是张新泉的哥哥张新楣，也是一位诗人，同时还是城关中学的老师。张新楣亲切地和我握手，惹得一旁的其他考生蛮有兴趣地围了上来。末了，张新楣鼓励我好好考，考个理想的大学。

然而就像那句套话一样，理想很性感，现实很骨感。去看高考分数那天上午，刚走进班主任家，教数学的孙婆婆便对我说，聂作平，你平时要是努力点，再多考四分，就能读师专了。好在，那时候我已经彻底将前途想通了，我的想法是，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回乡下养蚕。父亲是区上负责蚕桑的主要技术人员，我们家有大力栽桑养蚕的优越条件。于是，当我将我小小的行李从富顺后街背回老家王场时，大半个月里，我一直潜心钻研蚕桑学。终于有一天，我得知我的分数虽然不能上师专，但可以上职大时，我才将蚕桑学扔进了屋角的杂物堆。

为期十个月的补习结束了，我不再天天出没于富顺后街古旧的屋檐下和苍白的人群中。不过，富顺后街和我仍然有着持续不断的纠结。

与后街相邻的那条街叫大巷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那里是全县的商贸中心。除了一水贩卖各种假冒伪劣的大排档，国营的百货公司也有几间门面鹤立鸡群地矗在那里。

一个叫尚昆的诗友是百货公司的营业员。与大多数营业员都有一张呆板而冰冷的脸不同，长相秀气儒雅的尚昆鹤立鸡群地处在千篇一律的营业员之中。那时候，每到富顺，我必定会赶往百货公司，为的是找尚昆谈诗。尚昆站在邻近走道的柜台后，他身后的货架上，陈列着从搪瓷缸到雨伞，从内衣到喷雾器之类的日用品。我们隔了三尺宽的柜台，兴致勃勃地谈诗，而谈诗的过程，总是被突如其来的顾客突如其来地打断：我喜欢艾略特和聂鲁达……你好，你要雨伞吗？黑色的？……聂鲁达的《马楚比楚》写得很特别……雨伞五块五，这是找你的四块五……我们刚才说到哪里了？

后来，尚昆终于无法忍受营业员的枯燥生活——在百货公司背后的棚户里，有一间单位分给他的破旧小屋，里面到处都是他省吃俭用买来的书籍。就凭这些书籍，你也可以推断得出，它的主人一定不会在这样的地方呆一辈子。尚昆和另外几位文友一起结伴去了海南。几年后再次见面时，他身着名贵的貂皮大衣，脖子上套着亮晶晶的项链，又一次鹤立鸡群地走过后街和他服务过的已经奄奄一息的百货公司。他和我见面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还在搞文学？我犹如遭遇当头一棒，立即理屈辞穷地涨红了脸不知该如何回答。很自然的，从那以后，我们的来往相对减少。随着岁月的流逝，每一棵树都不会再是你初见时的模样，每一个人当然也一样。在艰难的生长过程中，每一个生命都在不断修正、不断抛弃那些被他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东西。

后街高高的河堤之下，沱江缓缓流过，河中形成了一座形如大船的江心岛，那就是历史上曾作过富顺考棚的夺锦洲。夺锦洲南高北低，南边是粗壮的黑杨，杨树下，立了几间草房，是供人休闲的茶馆和饭店，北边是大面积的湿地，芦苇茁壮成长。春色大好时，我曾带了女友到岛上郊游。我们顺着黑杨遮蔽的小路，一直走进了芦苇深处。春天的芦苇秀气挺拔，芦苇之下，星星点点的野花竞相开放，香气缠身的蜜蜂不辞辛苦地在芦苇和野花间上下翻飞，嗡嗡嗡的声音像是在催眠。我们背靠背坐在草地上，诉说着对未来的向往和规划，像是一个胸有成竹的军事家在为一场战役谋篇布局。以后的日子，结婚、生子、养家、糊口，在自贡和成都之间来回折腾，生活刚刚露出它的部分微笑时却劳燕分飞。留在记忆深处的，唯有那些共有的昨日时光还会偶尔触景生情地浮上心头。所谓人生，就是人与人永远陌生。哪怕我们曾经像两只怕冷的刺猬那样抱团取暖，但我们各自都是有刺的，我们的刺会经意或不经意地刺痛对方。因为痛，尔后分离。

当青春还被牢牢把握在手里的二十年前，在夺锦洲上那家简陋的酒店里，我和欧纯定、杨三姐等人意气风发地喝酒。酒到酣处，我起身入厕，回来时，我隔了窗户听到年长的欧纯定不无担忧地劝另外几个朋友：你们不要老是劝聂作平喝酒，他身上带了刀的。是的，那个使酒骂座的年头，我腰上总是别了一柄锋利的军刀，一言不合，就有可能拔刀相向。那时候，我以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情，只要依靠青春的勇气和血气，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一定要等到多年以后，随着马齿徒长，随着无数次的碰壁与折翅，我才会明白，其实，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事情，都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在我们之前和我们之后，这个世界依然是这副无动于衷的老样子，被改变的，永远只是我们自己。

有种说法是，回忆往事，不是因为那时更美好，而是因为那时你年轻。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以我为例，当我还算年轻时，我已经开始回忆更年轻的时候了。回忆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能将往事洗得锃亮，在回忆之中，我们相当于又活了一遍。所以中国的哲人说，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而外国的哲人则说，谁要是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回忆是一匹高山，高山之上，既看得见过去，也看得见未来。

文章来源：阿来研究 网址: http://alyj.400nongye.com/lunwen/itemid-5164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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